学好用好《中国新疆地区历史》《中国新疆地区宗教史》｜一部贯通古今的新疆宗教通史

　　任红

　　■《中国新疆地区宗教史》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梳理从远古原始信仰到当代各宗教和谐共处的历史进程，展现了新疆各宗教中国化轨迹，是一部兼具学术深度与现实意义的通史力作

　　宗教史研究不仅是学术问题，更是认识国情、把握规律、做好工作的重要基础。《中国新疆地区宗教史》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吸收近年来考古新发现和多语种文献研究成果，将新疆地区宗教置于中国历史和中华文明的宏大视野中考察，梳理从远古原始信仰到当代各宗教和谐共处的历史进程，展现了新疆各宗教中国化轨迹，是一部兼具学术深度与现实意义的通史力作。

　　多种宗教交融并存是新疆宗教的基本格局

　　我国是一个有着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古老国家，也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在中华文明的怀抱中，新疆地区历来多种宗教信仰并存。

　　新疆地区多宗教并存格局的形成和演变，是一部多种宗教交融共生、和谐相处的历史长卷，也是中华文明兼容并蓄的鲜明体现。早在史前时期，新疆流行的是原始宗教，并延续了数千年。公元前4世纪左右，祆教经中亚传入新疆，成为最早传入的外来宗教。约公元前1世纪，佛教传入新疆并逐渐成为主要宗教，先后形成于阗、疏勒、龟兹、高昌等著名佛教中心。此后又有道教、景教和摩尼教传入，形成了以佛教为主、多宗教并存的格局。9世纪末10世纪初，伊斯兰教传入新疆，经过6个世纪左右的传播，于16世纪初成为新疆的主要宗教，但这并没有改变新疆多宗教并存的格局。17世纪初，藏传佛教在北疆地区逐渐兴盛起来。约自18世纪始，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等相继传入，新疆保持了以伊斯兰教为主、多宗教并存的格局，并延续至今。历史证明，一教或两教为主、多教并存是新疆宗教格局的基本特点，新疆从未出现过一教独存的情况。

　　各宗教传播中既有碰撞，更有吸收融合。原始宗教和萨满教流传广泛、影响深远，伊斯兰教传入后融入了不少萨满教元素，麻扎周围插木杆、挂羊头羊皮布条即源于此。祆教敬火拜火习俗与民间火崇拜深度相融，诺鲁孜节已演变为一些民族共庆的民俗节日。佛教影响更为深远，吐鲁番出土的随葬衣物疏中佛道术语同存共见；高昌故城摩尼教女神像与龟兹佛教壁画天女形象高度相似；阿力麻里故城出土的景教石刻上莲花图案十分突出；莎车、喀什等地古老清真寺中佛龛、莲花宝座等遗存至今可见。这些表明，交融共存始终是新疆宗教关系的主流。

　　各宗教传入新疆后，就开启了中国化进程。吐鲁番出土文书中出现祆教徒用“天”“明”二字创造的新字“奣”等，将天神崇拜融入汉字文化。佛教中国化特征更为鲜明：达玛沟小佛寺坐北朝南，符合中原传统，壁画绘龙凤、云纹等中华元素；莫尔寺佛像“细眉长脸圆眼”，呈现中原人特征；阿艾石窟题记用汉文，壁画全为中原风格；龟兹僧人鸠摩罗什译经融通佛理与儒道文化，贡献卓著。伊斯兰教传入后不断自我调适，主动吸收中华文化，呈现鲜明地域性特点。

　　新疆既不存在信仰单一宗教的民族，也不存在宗教信仰一成不变的民族。维吾尔族先民最初信仰原始宗教和萨满教，后来相继信仰过祆教、佛教、道教、景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等。直到今天，仍有一些维吾尔族群众信奉其他宗教，也有许多人不信仰宗教。因而，伊斯兰教不是维吾尔族天生信仰且唯一信仰的宗教。柯尔克孜族群众中有信伊斯兰教、藏传佛教的，也有不信教的。在汉族群众中，佛教、道教、天主教和基督教等宗教都有信仰者。那种认为某一宗教是某个民族天生和唯一信仰、改信或不信教就丧失民族身份的言论都是荒谬的，是违背历史事实的；那种将民族等同于宗教、将民族文化与宗教文化混同，大搞“教族捆绑”“教族一体”的言行更是错误的。

　　加强宗教管理、促进宗教关系和谐是维护新疆社会稳定繁荣的历史经验

　　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史中，特别是儒家思想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后，王权至上的政治传统持续强化，宗教被赋予教化民众、辅助王权功能，由此形成政主教从的政教关系格局。历代中央政府将包括新疆在内的各地宗教事务纳入国家治理，设立专门机构、出台规制政策，引导宗教契合大一统需求，服务政权稳固与社会秩序。

　　魏晋南北朝时南北政权已设宗教管理机构，东晋设僧司管理佛教；北魏设监福曹、崇玄寺分管佛教、道教；北齐设典寺署、崇虚局，并置祆教专官。隋唐时，宗教管理进一步加强，初步形成从中央到地方的宗教管理体系。元朝设宣政院、集贤院、回回掌教哈的司、崇福司等分理各教事务。明朝由礼部祠祭司统管全国宗教。清朝针对边疆制定《蒙古律例》《钦定回疆则例》等法规。民国由内务部礼俗司统一管理全国宗教事务。

　　自汉代开始，中央政权开启对新疆的管辖治理，宗教管理亦被纳入国家边疆治理体系。早期秉持因俗而治原则，历经魏晋南北朝僧官制度发展完善，至隋唐全面加强，机构上至都护府、下至州县。元明在吐鲁番、哈密等地设僧纲司、都纲、国师管理佛教。清朝和民国从国家律法层面加大对新疆各宗教的治理力度，以法律为准绳规范宗教活动。两千多年治理实践表明，新疆的宗教事务始终是国家边疆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新疆各宗教历来在中央政权行政管辖与律法约束下有序发展。

　　政主教从是我国处理政教关系的历史传统与基本准则。纵观新疆历史，无论是本土宗教，还是外来宗教，都在政主教从原则下谋求生存和传播。于阗王国、喀喇汗王朝、高昌回鹘王国、东察合台汗国、叶尔羌汗国等，都是中国大一统格局下的地方政权，都奉行政主教从传统，从未建立政教合一政权。

　　正是在中央政权大一统治理下，新疆各宗教不断沿着中国化方向，汲取中华文化营养，扎根中华大地。包括信教群众在内的新疆各族群众，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共同抵御外侮，反对民族分裂，维护祖国统一。历史表明，中央政权强大、对新疆宗教实施有效管理的时期，往往是社会和谐稳定、人民安居乐业、各宗教交融共存的时期。加强宗教管理、促进宗教关系和谐是维护新疆社会稳定繁荣的历史经验。

　　党的宗教工作方针政策是新疆宗教健康传承的根本保障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实施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推动废除宗教封建特权和压迫剥削制度，坚持独立自主自办教会，使宗教摆脱帝国主义势力的操纵控制，成为信教群众自办的事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巩固宗教制度民主改革成果的基础上，党根据我国社会的深刻变革和宗教领域出现的新情况，不断探索处理宗教问题的正确道路，形成了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

　　在党的领导下，新疆各宗教的面貌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宗教工作不断走向成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集中表现在：始终坚持党对宗教工作的领导，确保宗教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切实尊重和保护公民人权；依法管理宗教事务，不断提升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深入推进去极端化，促进宗教健康传承；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正确处理对外交往；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新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全面加强党对宗教工作的领导，全面保障公民宗教信仰自由权利，扎实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不断提升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依法开展反恐去极端化斗争，构建积极健康的宗教关系，宗教领域保持了和谐稳定的局面。实践证明，党的领导是做好宗教工作的根本保证，中国化方向是新疆各宗教健康传承的必由之路。

　　（作者为《中国新疆地区宗教史》副主编，新疆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院院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