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润疆丨追风赶月 跬步千里——2024年新疆全面推进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实地调查

　　石榴云/新疆日报记者 刘萌萌

　　穿梭在群山和峡谷间，行走在田野和沙漠中，摸清文物资源“家底”，对文物点进行定位、拍摄和记录……刚刚过去的2024年，我区108支队伍的693名普查队员扎实、全面推进实地调查，步履不停奔赴天山南北,为广袤大地上散落的不可移动文物“登记身份”，取得丰硕成果。

　　记者从自治区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协调工作机制办公室（以下简称“四普办”）获悉：截至2024年12月30日，自治区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以下简称“四普”）已复核自治区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以下简称“三普”）文物点7963处，新发现文物点1713处，“三普”复核率84.2%。全区96个县级普查单元中，73个县级普查单元已完成复核工作。

　　新老同携手 共走“四普”路

　　1月3日上午10时，寒意未消。自和田市驱车出发，经315国道，辗转来到墨玉县萨依巴格乡乌恰特村一处石窟前。和田地区文物普查队员们的一天从赶路开始。

　　这天，他们的目标是从位置、地形、四至边界、文化内涵等角度，全面揭秘这个未被“三普”收录的文物点。

　　自2024年5月“四普”转入实地调查阶段以来，各项工作有序进行，散落在新疆大地上的不可移动文物信息持续更新，这有赖于自治区调集各方力量，组建了上百支普查队，普查队员近700名，人数比“三普”增加了近5倍。

　　“你们看，这个角度就是百年前探险者斯坦因在这里考察时拍摄照片的方位。”开工前，和田地区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文博科科长买提卡斯木·吐米尔饶有兴致地向普查队里的年轻人介绍起了历史，由于崖壁上方坍塌，堵住了入口，这个洞窟在岁月的长河中失去了踪迹，这次普查使它“重见天日”。

　　从事文保工作30多年的买提卡斯木平日里话虽不多，谈起文物来却头头是道。自20多岁入行文博领域，他连续参加了“二普”“三普”工作，从前辈身上，不仅学习到了文物普查经验，也慢慢体会到其中的乐趣和意义。几十年过去，买提卡斯木从当年的青涩少年成长为普查队中公认的“老专家”。

　　在买提卡斯木看来，“四普”是文博队伍十余年之后的再一次广泛集结，“老+新”的普查队伍结构也让基层文物工作队伍激发出新活力。

　　喀什地区12县市，2024年复查文物点667处，文物数量这么大，文保中心人手少，专业力量不足，普查怎么开展？喀什博物馆副馆长亚力昆·赛依提坦言，起初他一度压力很大，直到在自治区参加了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的培训，才对喀什普查工作有了信心，“自治区普查机构系统谋划、统筹推进，不仅组织我们参加了国家文物局主办的重庆试点培训班、西北片区轮训，还安排了一线指导员，助力喀什成立18支普查队同步启动实地调查。”

　　在洛浦县杭桂镇阿尔克吾斯塘村以北的沙漠中，记者曾跟随普查队员麦提玉苏普·伊米尔哈深入喀拉克尔遗址的一处农田遗迹，学着找文化层、灰坑，辨认陶片、石器。这个来自和田地区博物馆的年轻巴郎刚入职不久就投身到“四普”工作中。短短几个月，让他踏踏实实亲近了田野，亲近了历史，感到收获满满。

　　来自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新疆大学等十余所高校的百余名文物全科生投入全疆96个县的文物普查工作，成为“四普”队伍中最年轻的面孔。

　　21岁新疆大学学生署阿克·吐亚克别克所在的尼勒克县“四普”工作队有8个00后寻宝小队员，他们最爱听的便是80后队长王新平分享文物故事和野外经验，“野外遇见蛇怎么办？高山滑草是种怎样的体验？这些知识是书本上学不到的。”署阿克说。

　　对于文博专业师生而言，参与“四普”是一次非常难得的实习实践机会。“通过近距离接触古建筑、石窟、碑刻等不同类型的文物实物，学生能获得直接、感性的认知，将课堂所学的理论知识应用于实践，丰富了专业知识储备，开阔了视野。”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莫尔寺遗址考古发掘领队肖小勇说，文物普查一线工作环境艰苦，工作量大，学生实际参与相关工作，对于自己所肩负的文化传承使命有了更为深刻的认知。

　　科技来加持 遍访寻文物

　　新疆分布有不可移动文物9000余处，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33处、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620处，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中国22处遗产点，6处在新疆。这些珍贵的文物和文化遗产讲述着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故事，是有形有感有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载体。

　　因为新疆地域广袤，不少历史遗存都分布于人迹罕至之地。好在有高科技助力。相比以往的普查，数码相机、无人机航拍、三维扫描建模、北斗定位仪智能手持采集终端等已成为“四普”标配，样样都是队员的“傍身技”。

　　和静县一处墓葬外，和静县文物保护管理所所长王忻摆弄着两件“宝贝”——一件是无人机，可以快速覆盖广阔区域、完成高清晰度拍摄；另一件是RTK测量仪（实时动态测量仪），能实现文物位置厘米级定位。“科技赋能文物普查，提升了我们的数据质量和工作效率，特别是文物本体认定的精确度和全面性。”王忻说。

　　王忻介绍，和静县总面积3.96万平方公里，山区占九成以上，几乎都有文物分布。鉴于特殊的地形特征及文物分布状况，和静县与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开展合作，协调了多位专家学者参与普查工作，同时运用先进技术手段与传统田野调查相结合的方式，力求详尽地记录每一处文物的现状、历史与文化价值。

　　同样受益的还有昭苏县夏塔古道专项普查活动，“夏塔古道普查区域道路崎岖、环境恶劣，普查队通过骑马、徒步等方式，翻越海拔3600米的哈塔木孜达坂，行进140余公里。在人力、畜力都无法到达的情况下，当地调用直升机打通了普查‘最后一公里’，实现古道普查全覆盖，也成为全国首个直升机参与普查的案例。”带队专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陈凌感慨。

　　自2023年10月国务院印发《国务院关于开展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的通知》以来，新疆迅速行动，主动作为，制定印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实施方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宣传工作方案》等，完善顶层设计，为“四普”工作保驾护航。

　　由66名不同领域的专家迅速组成新疆文物普查专家库，加强对各地普查工作的技术指导；抽调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中心、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新疆大学、伊犁师范大学等文博单位业务骨干和高校师生组建14个业务指导组，分派至14个地州市进行普查业务指导；各地还充分发挥援疆省市和对口单位的技术指导作用，加强普查工作中的专业支撑。

　　衣沾不足惜 但使愿无违

　　在帕米尔高原的群山里穿行，要注意脚下坎坷不平的牧道，要俯身避开随时掉落的石块，还要及时跟上队伍，以免迷失方向，这是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四普”工作队的工作日常。

　　队员程超是首次参加文物普查工作的“新人”，让他印象深刻的是参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公主堡古城遗址的普查工作，因遗址地处高山顶部，需要攀爬坡度近60度的山坡，山路布满碎石，稍不留意脚下就会打滑，他和前辈们手脚并用缓慢向上攀爬，耗时近两小时才抵达，“普查时爬坡上坎、攀爬悬崖峭壁、上树拍照都是常态，但前辈们毫无怨言，他们身上有一种情怀。”程超说。

　　位于阿勒泰地区最东端的青河县查干郭勒乡三道海子夏牧场，有一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三海子墓葬及鹿石遗址，这里最高海拔超过3300米，全年仅七月、八月可以进入。

　　由于道路崎岖，加之海拔高度的攀升，到达遗址时，天空下起小雨，不少队员出现高原反应，但没有一个人说苦，“尤其是到了夜晚非常冷，大家只能裹着棉被上传当天的文物数据。”队员王会说。

　　辽阔的地域、复杂的地形让普查成为漫长的马拉松。文献所载的“移摩道”是天山东部进入准噶尔盆地、古代游牧人群进入天山牧场放牧的重要道路之一。这里地形复杂、气候多变，高山、深谷、河流交错，最高工作区域海拔3400米。普查人员在连绵起伏的群山中行进数日，每天的饭量和用水量要严格控制，每人每天两瓶矿泉水，早餐一袋泡面，中午掰几块馕……

　　对于普查队员来说，在“四普”路上，这些都是常态。买提卡斯木的笔记本上写着这样一句话：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云淡风轻的背后，是日拱一卒的坚守，也是业精于勤的沉淀。

　　被问及参加“四普”最大的初衷和动力，“四普”人不约而同谈到热爱和责任——让我国文物资源“家底”更清晰、让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更可见可感。

　　“通过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我们将更加清晰地掌握新疆乃至全国的不可移动文物资源状况，为文物保护与管理工作奠定坚实基础。相信在全体普查队员的共同努力下，定能守护好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让历史文脉得以永续传承。”“四普办”常务副主任、自治区文物局局长李军说，通过“四普”摸清家底，建立国家不可移动文物资源大数据库，绘制一张精准的文物地图，既是文物实现全面保护、系统保护及整体保护的重要前提，也是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的基本依托。新疆不可缺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