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润疆丨人文塔里木 丝路存史迹

　　对话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胡兴军

　　石榴云/新疆日报记者银璐

　　■题记

　　塔里木盆地，世界第一大内陆盆地，它北靠天山，南依昆仑山，西至帕米尔高原东麓，东抵罗布泊一带，南北最宽距离约520千米，东西最长距离约1400千米。在这片面积40多万平方千米的广袤大地上，有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还有我国最长的内陆河塔里木河，以及在河水滋养下于盆地边缘生出的片片绿洲。

　　古代丝绸之路从这片荒芜与孤寂中经过，沿着大漠戈壁中的点点葱郁，向西探索，向东追逐。“使者相望于道，商旅不绝于途”，人群的流动，文化的交融，思想的碰撞，让塔里木盆地在中华民族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展露着熠熠生辉的姿彩。

　　“塔里木盆地的特殊地理位置和丰繁自然资源，使之成为古代丝绸之路的畅行要道，成为东西方文明的沟通桥梁和多元文化的交汇之地，繁育出无数记载中华文明历史的珍贵文化遗产。”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胡兴军说。

　　从事田野考古工作20多年来，胡兴军几乎走遍了环塔里木盆地沿线，完成考古现场的调查、勘探、发掘以及对文物的整理研究工作。2022年，他担任项目负责人的尉犁县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考古项目，获得由国家文物局评选的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环塔里木盆地”考古发掘及成果，进一步阐明了中华民族、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中国文化的源远流长，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在此得到充分证明。

　　记者：从目前的考古发现成果看，塔里木盆地有人类活动的时间至少在什么时期？创造了哪些中华早期文明成果？

　　胡兴军：塔里木盆地有人类活动的时间至少在距今一万年前。

　　新疆位于欧亚大陆腹地，塔里木盆地是历史上人类迁徙和文化交流汇聚的活跃地带。2013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曾在且末县石门水库石器遗址发掘和采集到1000多件石器，打制技术有比较明显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特征。

　　另外，我们在克里雅河尾闾、孔雀河下游、楼兰故城周边及昆仑山北麓山前诸多的河流台地，发现了很多细石器遗址。2016年，依托“罗布泊地区自然和文化遗产综合科学调查”项目，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和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在罗布泊地区还新发现10处细石器地点和数千件石核、石片、细石叶等石制品，获得了该地区早期人类活动的直接证据。

　　从这些石器所体现的制作技术特征看，与我国华北地区有关，也与阿尔泰山地区有关。这些发现对于我们认识塔里木盆地乃至整个中国石器时代技术特点与分布格局，提供了新材料；对研究当时人群适应生存能力和人群与环境的互动关系，提供了重要佐证，在研究当时欧亚大陆人群的迁徙融合和文化交流方面也具有重要价值。

　　记者：塔里木盆地不仅是我国能源和矿产的聚宝盆，也是“历史文化聚宝盆”，那么这个“盆”里的宝都有什么？

　　胡兴军：在整个塔里木盆地中，有大大小小数千处不可移动文物遗址点，包括城址、墓葬、佛寺（塔）、烽燧、聚落遗址、古建筑等遗存。

　　在这些文化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陶器、铜器、铁器、石器、木器、纺织品，佛教造像、壁画，纸质文书、简牍等遗物，生动还原着历史上新疆地区的社会制度、经济发展、文化艺术、宗教信仰、生活习俗等，也以丰富的面貌呈现出，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演进中，生活在新疆的各民族作为多元一体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共同开发了祖国的锦绣河山、广袤疆域，共同创造了悠久的中国历史、灿烂的中华文化。

　　汉代，丝绸之路的开通与畅行，为塔里木盆地中一座座绿洲城郭带来勃勃生机。塔里木盆地的南北两缘各有一条古代丝绸之路的分支路线，北道从今天的焉耆往库车、阿克苏、喀什方向，南道从今天的若羌往且末、和田、喀什方向，最后都延伸向中亚地区。楼兰、尉犁、龟兹、姑墨、且末、精绝、戎卢、渠勒、疏勒、蒲犁……这些名字动听的城郭，如一颗颗明珠闪耀在丝绸之路上。

　　塔里木盆地有5处入选历届“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文化遗址——民丰县尼雅遗址、若羌县罗布泊小河墓地、尉犁县营盘墓地、库车市友谊路晋十六国砖室墓、尉犁县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

　　尼雅遗址是塔里木盆地南缘现存规模最大的聚落遗址群，即史书记载里汉代丝绸之路南道的绿洲城郭精绝，出土于此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护臂是国家一级文物，应该是当时汉代中央政权专设的机构织造，再由汉朝皇帝赐予精绝贵族首领，这也是当时中央政权封赏治理边疆的方式。

　　自汉代开始，新疆地区正式成为中国版图的一部分，此后历代中原王朝时强时弱，和西域的关系有疏有密，中央政权对新疆地区的管治时紧时松，但始终把西域视为故土，行使着对新疆地区的管辖权。

　　我们认为克亚克库都克烽燧应该是唐代安西四镇之一焉耆镇下设的一座军事设施。遗址出土了共计883件文书资料，是近年国内烽燧遗址出土数量最大的一批唐代汉文文书，内容涉及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清晰记录下唐代戍边军人日常的工作生活和内心的百般滋味，也实证了唐代中央政权对西域的有效管辖治理。

　　在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新疆境内的6处遗产地中，有3处都位于塔里木盆地，它们是：开凿于公元3世纪左右、年代早于敦煌莫高窟的拜城县克孜尔石窟，新疆保留至今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佛教建筑群遗址库车市苏巴什佛寺遗址，展现汉至唐时期我国古代军事防御系统规模之大的库车市克孜尔尕哈烽燧遗址。

　　记者：这些重要的文化遗存，从哪些方面呈现出历史上新疆地区始终与中原地区保持着交往交流交融？

　　胡兴军：新疆各民族文化从一开始就打上了中华文化的印记。秦汉以后，“中华大一统”的思想理念逐渐形成，中原文化成为中华文化的主导，并继续同周边各民族文化不断地交往交流交融，在中原文化的传播和积淀中，新疆地区各民族文化进一步汇入中华文化的体系，成为“多元一体”的组成部分。

　　尼雅遗址中曾出土过一片《仓颉篇》木简，残留着“溪谷阪险丘陵故旧长缓肆延涣”字样，它与当时中原地区通用的识字课本《仓颉篇》一致。遗址中还发现有精绝贵族成员之间应酬赠礼的汉文木签，说明精绝的统治阶层曾经接受过汉语言文字教育，并且能够熟练使用汉语沟通。遗址中其他文书还记录了使者往来、朝贡、贸易的细节，当时西域各城郭中还设有专管翻译的部门和官员。

　　库车市友谊路晋十六国砖室墓的墓葬形制、葬俗深受中原地区丧葬礼仪影响，比如墓室门楣上砖雕有天鹿、玄武等神兽纹样，照墙上用仿木斗拱造型，墓主人有口含、手握钱币的现象，都与河西走廊同期墓葬相似，反映了魏晋时期龟兹地区与中原地区的密切联系。

　　营盘墓地出土的木棺、陶器、漆器、服饰、金银及玻璃饰品，可以撑起一场“时尚秀”，这里汇聚了西域与中原地区及中亚、西亚等地五彩斑斓的文化元素。最令人惊艳的是出土的服饰、织品包含绢、纱、绮、绫、锦，几乎囊括了当时丝绸的全部种类，还运用了刺绣、染缬、贴金的技艺。这些物品大都来自中原地区，彼时只有身份尊贵的人才能享用，借以标明较高的社会地位。

　　罗布泊小河墓地遗存中，有来自中原地区的黍、粟和来自西方的小麦。科研人员通过古蛋白质组技术，在干尸的牙结石中发现小河人群长期食用奶制品的证据，这说明在距今约4000—3500年前，生活在被沙漠封闭环境下的小河人群，并没有完全“与世隔绝”，而是与周边地区人群存在着广泛的、持续的接触和交往。

　　新疆历来是多种宗教信仰并存的地区，一教或两教为主、多教并存是新疆宗教格局的历史特点，交融共存是新疆宗教关系的主流。佛教、祆教、景教、摩尼教等宗教都曾相继在新疆广泛传播，塔里木盆地的诸多宗教遗存就能证明这一点。

　　晋代僧人法显在西行途经于阗时，看到当地各类寺院林立的场景，在《法显传校注》中写“众僧乃数万人……家家门前皆起小塔，最小者可高二丈许”，《晋书·西戎传》中称“龟兹有佛塔庙千所”，当时龟兹最大的寺院就是昭怙釐大寺即今天库车市的苏巴什佛寺。

　　环塔里木盆地沿线有非常丰富的佛教遗存，包括喀什莫尔寺、和田达玛沟佛教遗址群、尼雅佛塔、米兰佛塔、热瓦克佛寺、营盘佛塔、楼兰佛塔、七个星佛寺、苏巴什佛寺、克孜尔石窟、库木吐喇石窟等遗址。

　　佛教在新疆的盛行，基于处在东西方文明交汇之地的原因，受到了多元文化的滋养，犍陀罗艺术、中亚佛教艺术、本地特色艺术交融齐飞，并且出现了佛教从中原地区又回传到新疆地区的现象。

　　喀什莫尔寺遗址出土的佛教造像不但有犍陀罗风格的元素，也有中原地区风格的特征，说明佛教在传播过程中受到各地文化的影响发生着变化，比如佛教传入初期的佛像就有“高鼻浓眉深眼”，后来又有了“细眉长眼圆脸”等特征。此外，克孜尔石窟、库木吐喇石窟在建筑、壁画绘制方面也明显融入了中原文化元素。

　　佛教的兴盛也推动着塔里木盆地绘画、音乐、舞蹈等艺术的进步。丹丹乌里克遗址的木板画、壁画，展示着隋唐时期于阗画派的风格，人物生动饱满，体积感强，它的凹凸晕染法和“屈铁盘丝”线描手法，与顾恺之的“高古游丝描”、吴道子的“兰叶描”成为中国画线描的范式。唐太宗时期，于阗画家尉迟乙僧被于阗王推荐到长安专门为寺院创作壁画，深受王公贵胄和民间百姓的喜爱。

　　出自塔里木盆地的于阗乐、龟兹乐曾深入唐代宫廷。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称龟兹“管弦伎乐，特善诸国”，龟兹乐成为唐代宫廷乐“十部乐”的四夷乐之首，西域流行乐器与中原乐器也在不断融合，羌笛、唢呐、曲颈琵琶等合奏出让人叫绝的乐章。隋唐时期，随着新疆地区与中原地区更加紧密交往交流交融，实现了乐舞艺术新高度，丰富了中华艺术的宝库。

　　中原文化和西域文化长期交融，既推动了新疆各民族文化的发展，也促进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发展。中华文化始终是新疆各民族的情感依托、心灵归宿和精神家园，也是新疆各民族文化发展的动力源泉。

　　记者：塔里木盆地以沙漠和戈壁为主，边缘分布绿洲，常年干旱少雨，自然和气候环境并不优渥，是哪些因素满足了人群在这里驻留、生存、发展的需求，并使这里成为东西方文明交汇之地？

　　胡兴军：依靠昆仑山、天山等山脉的冰川融水，塔里木盆地获得了丰富的水源补给。从最长的源流叶尔羌河算起，自西向东流过塔里木盆地北部的塔里木河，全长2486公里，流域总面积102万平方公里，在它奔涌流向下游台特玛湖的过程中，不断有自高山而来的支线河流如阿克苏河、和田河、开都—孔雀河等为它供给水源。

　　水，决定了塔里木盆地中绿洲的存在，决定了人群的驻留、生存、繁衍。我们在塔里木盆地中发现的古代城址和遗迹，都位于不同历史时期的水草丰茂之地，有稳定的水源，有较丰富的野生动植物资源。在这些地方人们可以采集、狩猎、捕鱼乃至后来进行农业耕作、畜牧养殖。那些最终沉寂在戈壁黄沙中的绿洲城郭，抛开战火、瘟疫等因素，“消失”的最主要原因还是失去了水源。

　　公元前60年，汉统一西域并设置西域都护府后，在新疆开展屯田，推动农业发展，减轻当地的经济负担。当时主要种植的有小麦、粟、黍、高粱、青稞、石榴、葡萄、棉花、桑树等。汉代屯田的主体是来自中原地区的军士们，也有生活在西域的各民族参与。

　　此后，历代中央政权都将屯田戍边作为有效管理西域的重要方式，它稳定了西域的社会秩序、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维护了国家的边疆安全。

　　《旧唐书·吐蕃传（上）》记载贞观年间，唐太宗曾调“山东丁男为戍卒，缯帛为军资，有屯田以资糗粮，牧使以娩羊马”。唐代，西域屯田的规模进一步扩大，中央政权还设置了专职“支度营田使”管理屯田事务。

　　元代，朝廷把屯田看作是“养兵息民之要道”，在枢密院下专门设立了左右翼屯田万户府。当时的塔里木盆地是屯田的重点区域，据《元史·世祖纪》记载“发河西、甘肃等处富民千人往阇鄽（今且末）地，与汉军、新附军杂居耕植”，此时期既有军屯，也有民屯，汉、畏兀儿、蒙古、党项、契丹等各民族都参与其中。

　　《元史·世祖纪》记载，屯田斡端（今和田）宣慰使刘恩向朝廷“进嘉禾，同颖九穗、七穗、六穗各一”。《马可·波罗行纪》记载，路过莎车、和田时“百物丰饶，产棉甚富，居民植有葡萄园及林园”，这都说明塔里木盆地通过屯田已经有了可观的收成。

　　自汉代屯田开始，水利设施建设就在同步进行，我们在塔里木盆地发现了多处古代水利遗址，沙雅县有一条长100公里的古渠道，当地人称“汉人渠”；若羌县米兰古城遗址、且末县来利勒克遗址中都保存有较完整的水利灌溉系统，灌溉系统整体呈扇形，由干渠、支渠、斗渠、毛渠组成。

　　来自中原地区的打井技术在传入新疆地区后，也被充分运用到生产生活中。农田水利工程的修建和用水的有效管理，加上来自中原的新兴农具铁犁铧、曲辕犁和耕作技术的广泛使用，极大提升了屯田的效果。

　　屯田实现了农业的兴盛，进而推动了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让塔里木盆地的绿洲呈现一派繁荣面貌，也让生活于此的各民族百姓能安居乐业、守土固边。

　　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今天，考古和文博工作者对环塔里木盆地文化遗存的探究仍在继续，同时对这片土地文明成果的展示和利用，也日益丰繁成熟。

　　去年，乌什县别迭里烽燧长城国家文化公园、沙雅县新疆印章博物馆、焉耆回族自治县七个星佛寺遗址博物馆、尉犁县孔雀河烽燧群长城国家文化公园——丝绸之路·长城文化博物馆相继对外开放，今年4月，全景展示库车市友谊路晋十六国砖室墓的新疆龟兹魏晋古墓遗址博物馆也将对外开放。

　　不论是一枚印章、一件文书，还是一幅壁画、一座烽燧，留存到今天本身就是奇迹，当这些沉寂于塔里木盆地数千载的历史文化遗存抖落黄沙、展露容颜、无言诉说时，愈加坚定着我们内心深处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