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不该制定下发的“红头文件”

　　记者 赵兵 耿磊

　　天津市河北区交管部门不征求意见，直接印发“红头文件”擅自向基层摊派不属于街道权责的工作任务，让基层开展酒驾醉驾劝导专项工作，要求街道全覆盖走访，建立餐饮、娱乐场所台账；建立“禁止酒驾”宣传工作微信群，要求街道工作人员进群，开展宣传工作。同时，要求街道自己打印宣传海报等，向辖区餐饮、娱乐涉酒场所统一发放，并将街道开展工作情况纳入考核。

人民网“领导留言板”网友

　　2024年12月18日，有人民网“领导留言板”网友反映，天津市河北区交管部门在未征求街道意见的情况下，印发红头文件向街道摊派禁止酒驾醉驾“大劝导”专项工作任务。随后，记者拿到了一份以“天津市河北区道路交通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名义，于2024年12月14日印发的文件《关于开展禁止酒驾醉驾“大劝导”专项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近日，记者前往天津市河北区对该问题进行调查采访。

　　这份“红头文件”为何被质疑？

　　“各街道办事处要主动联合属地交警大队及警区走访辖区内餐饮、娱乐涉酒场所”“各街道办事处要对辖区餐饮、娱乐涉酒场所进行摸排”“各街道办事处要主动联合属地交警大队及警区赴餐饮、娱乐涉酒场所开展杜绝酒驾醉驾集中宣传活动”……这份《通知》对街道在禁止酒驾醉驾“大劝导”专项工作中所承担的任务进行了明确规定，与举报人所反映的问题基本一致。

　　2024年8月，中办国办印发的《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明确提出，议事协调机构、部门和单位不得向下级党委和政府发布指令性公文或者在公文中提出指令性要求。作为区一级协调议事机构，天津市河北区道路交通安全委员会办公室（以下简称“交安办”）直接对街道办事处发布指令要求，并要求建立台账、微信工作群等，明显违背中央为基层减负的精神。

　　《通知》还要求，将“大劝导”专项工作纳入文明街道创建活动和对各街道办当年“平安建设”考核评价。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明确提出，“县级以下单位的所有考核事项合并开展，对县、乡、村的考核分别由市、县、乡统一组织实施，其他单位不得单独开展考核。”

　　这份“红头文件”下发后执行情况如何？记者采访了天津市河北区部分街道和社区干部。

　　望海楼街道办副主任贾清峰说，“确实收到了这个文件，并开展了这项工作。”他告诉记者，接到《通知》后，其所在街道相关科室负责同志于12月18日赴河北区交管部门参加了专项工作协调会，听取了具体工作安排，随后开展了相关工作。

　　在举报材料和《通知》中，均提及要求街道制作打印一批“禁止酒后驾车”宣传品，向辖区餐饮、娱乐涉酒场所统一发放。宁园街道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宣传材料是从交安办领取的，并非自行打印，包括能粘贴的宣传卡片和倡议书。

　　《通知》还要求建立“禁止酒驾”宣传工作微信群，组织街道、乡镇以及餐饮、娱乐涉酒场所相关人员入群。在一名街道干部的手机上，记者看到了一个名为“大劝导协调工作群”的微信群，该群成员有33人，群内有交安办干部催交台账和工作情况的通知，有基层干部进入涉酒场所进行宣传引导的工作照。

　　《通知》要求各街道每半月报送一次专项工作情况表，首次报送时间是2024年12月24日，之后是每个月的12日和27日。受访干部表示，截至今年1月7日，他们只对台账进行了上报，工作情况表还未上报。有街道干部说：“那个台账很简单，我们就把此前已经有的台账中的早餐摊位啥的剔除掉，就报上去了。”一名街道干部更坦率地表示，“每半月报送一次，说实话，还没有报，也没打算报。”

　　这份“红头文件”是如何出台的？

　　1月6日下午，记者在天津市公安交通管理局河北支队见到了这份“红头文件”的签发人天津市河北区交安办主任、天津市公安交通管理局河北支队支队长李冰。记者首先向其询问了出台这份“红头文件”的背景和初衷。

　　“岁末年初是交通事故多发高发期，与其在路面上进行事后处置，不如在前期做好宣导工作，出台《通知》的初衷，还是为了老百姓的人身和财产安全。”李冰表示，“我们也是基于市里的通知发文。”

　　李冰提到的“市里的通知”，即天津市交安委办公室12月7日下发的《关于开展禁止酒驾醉驾“大劝导”专项工作的通知》。记者对比两份文件发现，天津市交安委办公室下发的通知里，文件抬头和细分条款的实施主体均为公安交管部门，如文件中第三条重点工作的第一款表述为“各区交安办组织公安交管联合相关部门、行业协会走访辖区内餐饮、娱乐涉酒场所……”而河北区交安办印发的《通知》，抬头和各项工作的主体则为街道办，如文件中第二条重点工作的第一款表述为：“各街道办事处要主动联合属地交警大队及警区走访辖区内餐饮、娱乐涉酒场所……”

　　为什么街道办成了禁止酒驾醉驾“大劝导”工作牵头部门？交安办的同志给出了几点考虑：一是街道办对辖区内的涉酒场所更加了解；二是街道办与交警十分熟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三是由街道社区干部定时间，交警随时可以行动；四是街道办是交安委的成员单位；五是街道办本身也有这个责任。

　　“日常工作中，我们还是希望以区交安办的名义来组织开展这项活动，因为这项工作需要协同共治，不能让交警队一家单打独斗。”李冰说。

　　记者查阅资料发现，《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并没有对街道办有关责任作出相应规定，主要是对交通管理部门的责任进行明确。而《天津市道路交通安全若干规定》指出：“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负责具体实施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同时，规定：“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协助做好所辖区域内的道路交通安全工作”，明确街道的“协助”职责。

　　这份“红头文件”是如何制定印发的？参与文件起草的交安办工作人员高恩鹏、徐乐元对记者说，在收到工作通知后，他们用两天时间起草了该《通知》。

　　文件起草后需要上报吗？李冰说，“我跟邹主任打电话沟通了。”对此，河北区道路交通安全委员会副主任邹勇表示认同：“按照责任制规定，日常工作就在支队上。假如有年度性的交通工作安排，就是由交安委部署。日常的宣传和阶段性工作就是交安办负责。”

　　在不上报的情况下，交安办发文是否需要经过交安办会议讨论？高恩鹏说，“之前已经研究过了。”记者追问起草文件后是否直接提交李冰签发，交安办工作人员点头默认。据介绍，发文分为签批流程和审批流程两种方式，邹勇补充说，“这个走的是签批流程，签批流程也可以。审批流程是涉及面比较广、周期比较长的综合性工作。”

　　整个文件的起草过程是否征求街道意见？交安办工作人员表示没有。据介绍，12月17日交安办将《通知》和召开协调会的通知一并下发给了各街道；12月18日上午，在河北交管支队召开了一次工作协调会。

　　针对《通知》中的考核要求，李冰等人表示“平安建设”是由政法系统考核，但对文明街道创建活动并不了解。李冰说，纳入考核“就是怕底下不好好干活”。

　　最后，记者询问，从交安委的角度如何评价交安办制定的这份文件？邹勇说：“一是责任的主次关系还需要明确。按照市里的要求，交安办要牵头负责。二是制定之前，要有一个征求意见的流程，要过会审核，发文件的流程要更严谨。三是要严格落实为基层减负相关规定。”

　　从这份“红头文件”能看出什么？

　　在采访中，问及《通知》的材料报送要求是否合理时，一名街道干部的回答耐人寻味：“我感觉没有不合理，也没多合理，干别的工作也得这么报，也不是只有它这一项工作要求定期报送。”

　　这名干部的回答，引出了另一个话题，街道到底有多少工作要干？多名街道干部说，《通知》要求的工作只是他们工作的很小一部分。记者看到一份2025年1月天津市河北区委组织部印发的《河北区2024年度绩效考核指标体系（街道系列）》。该考核指标总体分为党的建设指标、经济发展指标、城市治理指标、平安法治指标、安全生产指标5个大类，下设38个一级指标，一级指标再细化为78个二级指标，总分100分。比如，在平安法治指标中，包含“推进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法治化……”等17个二级指标。每项二级指标分值在0.5分至3分不等。

　　从中可见，街道承担了多少工作任务和职责。需要注意的是，这并非天津市河北区独有的考核指标体系，很多地方对基层进行考核均有类似指标体系。对此，街道干部表示实际承担的工作远不止考核表上所体现出来的内容。

　　“有的考核指标可能只有0.5分，但背后的工作从年头忙到年尾。”一名街道干部说，“一些基础性工作正常开展起来，都需要弹钢琴，分出个轻重缓急，更别提一些突发事件引起的任务。前不久河北省张家口市菜市场着火，我们周末立马进行全面排查。现在就是‘一人得病，全家吃药’，别人的问题也是问题，我们必须引以为戒。”

　　在谈及基层负担时，有干部感叹，很多条线上的任务，因为属地责任，街道都推脱不了。“比如，政法口上的禁毒反邪、平安建设、防范诈骗，每一项我们都有责任和压力。再比如，菜市场就在我们属地，虽然有消防部门管，有市场部门管，但是真要着火了，能说与我们无关？”

　　实际上，河北区为基层减负的工作一直在推进。河北区级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以下简称“河北区减负办”）的一份报告显示，预计2024年区级层面印发文件、召开会议数量同比分别下降9.4%、1.6%。

　　那么交管支队，是否在减负督办之列？河北区减负办表示，河北交管支队属于条线管理，对其发文件没有管理和监督权力。当记者询问，河北区减负办对河北区交安办是否有督办权力时，同样得到了否定的回答。也就是说，这份“红头文件”并未在区减负办的监测范围内。

　　如何能让基层对权责以外的事情说“不”？有干部提到了权责清单。“目前正在梳理街道职责，梳理出来就该是谁的就由谁干了。”光复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姚振海说。也有干部发出了这样的疑问：“假如有一项任务不在权责清单上，但是领导交办的，我们干还是不干？”

　　采访中，基层“小马拉大车”的问题屡被提及。有干部说，“现在委办局说权力下放，实际上主要是责任下放。委办局现在成了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基层成了执行者，还要被考核。那么多人在进行政策规划、制度制定、考核评比、监督检查，最后抓落实的就剩基层这些人了。”

　　那么，如何破解“小马拉大车”问题？“这就需要进一步向基层倾斜力量，就像金字塔一样，地基做得厚实牢固，上面才稳固，而不能是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铁东路街道武装部部长李文奎说。

　　还有干部建议换位思考。“像‘大劝导’这样的事情，其实是件好事，重点在于怎么做。一些职能部门制定政策的人根本不知道基层的活儿是怎么干的。”一名受访干部建议，在制定政策和推动工作时应多考虑基层实际，让工作能够更有效地开展。

　　（记者武少民、李家鼎参与采写）

　　《 人民日报 》（ 2025年01月13日 07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