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经典诵读：融通与认同的双重效应

　　【学习与思考】

　　□新疆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讲师 焦梦娟 教授 夏国强

　　■中华经典文化是五千年文明史中蕴含的精神力量，值得大力弘扬与推广。诵读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承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中华经典文化是五千年文明史中蕴含的精神力量，值得大力弘扬与推广。而诵读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承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进一步提升文化建设的战略地位，进一步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体系。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教育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印发相关文件强调要以“经典诵读”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经典之所以为“经典”，是因其深入人心、流传千古，如历代诗歌、诸子散文、文人词赋等。囿于当时记录方式，经典作品的传播以诵读为主，在吟诵的过程中这些作品也经过了历史的检验，是真正反映人民心声、贴近生活、具有较高审美情趣的好作品。

　　中华经典的美感特征

　　中华经典之美在于可共情、可通感。经典源自于对生活的体味，又被融入到生活之中，是由外在到内在的美学统一。经典之形讲究格律结构，声声入耳，让人能够对经典中的美好意象留下深刻印象。由声而入心，却又有着无声的浸润之用。可以用形美、意美与思美三个方面概括：

　　中华经典以文字为载体，在创作中将音韵、结构、汉字等兼具形美的要素加以组合，使得经典作品呈现出鲜明且突出的形美特征。无论是四言诗、格律诗、白话诗或是散文作品等，多注重平仄韵脚、抑扬顿挫、朗朗上口，呈现出优美和谐的音律感。《诗经》作为我国古代现实主义诗歌创作的源头，历经时代淘洗，代表着广大人民群众在优美和谐音韵方面表现出的偏爱与崇尚，其音韵美的美学特征也成为后世诗歌创作的范式。

　　中华经典是由语言塑造而成的美的艺术精品，其文辞优美，于声色之间勾画出优美意境，使人读后赏心悦目，留有余韵。唐代诗人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通过生动优美的辞藻如“平”“滟滟”之类，写出春江一片、明月东升之景，增强文辞表达的生动性，使所描绘之景更为形象。诗以月为中心，绘出一幅由春、江、花、月、夜共同营造的良辰美景，创造出动人心弦的意境。诗歌用文辞的力量发动联想与想象，产生美感，激发了读者的体验能力，使之与生活相照应，起到浸润与熏陶的效能。

　　思美，即在感知中华经典的音韵节律之形与文辞意境之意后，获得更深层次的内蕴与思想情感的体验与认知，既有情思，又有哲思。经典作品中蕴含着中华民族共同的情怀，大如家国之念，如“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以赤诚之心、热烈之情书写爱国之志；小则家庭和谐，如“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恬淡中蕴含着童真之趣。哲思是指在阅读中进行的人生思考，如“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道尽人生悲欢离合，“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点出登高方能望远的永恒哲理。思美构建在形美、意美的基础上，形意的感知成为思的骨干，也是思的寄托。

　　中华经典诵读的融通效应

　　人们借助诵读这一方式体味中华经典的节律、内蕴、情感等，直至自然上口、牢记于心。这一过程实际上是文本接受与再创造的过程，通过反复诵读，实现中华经典的融通效应。

　　中华经典诵读可以将经典作品有声呈现，是中华经典形式美的再创造与再演绎。演绎可以化静为动，由书面至口头，完成一场节律鲜明、一泻千里的听觉盛宴。杜牧的《阿房宫赋》语言华丽，大量采用比喻排比，富有气势，读起来抑扬顿挫，缓急轻重、停连收放，将其震撼人心的浩荡气势尽显无遗。

　　在反复诵读的过程中，经典中的语言与文辞得到强化，增强了读者对经典作品意境之美的感受与理解。宋词中界限较为明晰的豪放词与婉约词有着不同的文辞之美，比如，辛弃疾的《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以“挑灯看剑、分麾下炙”等大气磅礴之词创作，所营造的酣畅淋漓之势会随着读者的认识加深而更为慷慨激昂；李清照的《声声慢》在诵读时语词婉转细密，宛若将女子闺中心事娓娓道来，引发读者的共鸣。诵读之后的诗文意境会更为灵动，加入了朗诵者的再创造，参与度得到提升，感受意境美的能力也随之提高，更能使心灵得到美的浸润。

　　反复诵读并不是单纯的重复，而是诵读与思考逐步融合的过程。宋代大儒朱熹论及“读书法”时说：“大凡读书，且要读，不可只管思。口中读，则心中闲，而义理自出。某之始学，亦如是尔，更无别法。”古人的诗作往往是诵与思的结合，刘禹锡的《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中诗句“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是诗人以哲理性眼光，从广阔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对看到事物变化进行的思考：世界万物都遵循着新旧事物交替的必然规律，人生也是如此，不必为自己的得失而伤怀，应该豁达乐观面对世事。诵中之思会带领读者进入作者的诗歌宇宙之中，探寻其内蕴价值与影响力，在启迪心灵的同时，加深读者对自我价值的再思考。

　　中华经典诵读的文化认同

　　中华经典诵读给读者带来了真切的体验、共鸣的情感，乃至于心灵的归属，丰富了各民族读者的精神家园，带来深刻的文化认同。

　　首先是时空认同。中华大地地域辽阔、汇聚几千年的历史与变迁，中华经典博大精深、内蕴深远，是贯穿时间空间的重要纽带。《诗经》记录着自西周始至春秋中叶发生在中原大地上的历史事件、民众生活、风土物产，如十五国风，风风不同；《周颂》《鲁颂》各具雅重；《大雅》《小雅》上下兼德，吟诵中可拉近与这些鲜活画面的距离，使生活细节逐一展现在眼前，消弭了诵读者与文本之间的隔阂。如《豳风·七月》是诗人描绘的一幅周代田园牧歌图，“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载阳，有鸣仓庚”记录了由夏秋之交至春季的变换；“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承载了劳动与收获；“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呈现了欢乐与祝福的场景。这些场景和我们的生活或多或少都有重叠，吟诵经典能帮助我们追溯到文化之源，打破时间与空间所带来的陌生感，使得可以与先贤对话，印证我们共同的感受与追求，带来真实的体悟。

　　其次是情感认同。时空的拉近带来同样的生活体验，必然会产生趋同的情感。在经典诗篇中，上至对国家、民族的热爱，下至对家庭、个人的温情，都有着细腻的表达。如“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中，诗人用“百战”体现将士的英勇，以“不还”表明必胜的决心，加上“黄沙”“楼兰”的宏阔意象，凸显边疆战士慷慨激昂的报国之情；《游子吟》中以慈母为游子缝衣的场景，串联起母亲对孩子周到细致的“密密”之心、“迟迟”之情，在诗人的眼中如同“三春晖”般温暖。可见古人诗篇重在写情，通过诵读可以放大这种情感，让我们体味到作者当时创作的情感，进而产生共鸣。

　　最后是道德认同。时空认同与情感认同让我们有了共同的生活、情感和一样的精神追求。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范畴内，明道修德是我们共同的追求，在经典作品当中也不乏此类表现。“其德薄者其志轻”“显誉成于僚友，德行立于己志”“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从此类名句中能够看到德行与个体之间的密切联系，也可感悟只有讲求道德，才能有远大的志向，获得幸福的生活，达到至善的境界的道理。先贤用他们的生活经验给我们指明了人生的方向，需要铭记在心。诵读无疑是传承先贤智慧的好方式，古代学童用他们的琅琅书声诠释着“读书百遍，其义自见”的道理，如同《礼记·学记》所言“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有了正确的道路，才能有强大的内心，时诵时学不敢或忘，就能成就有志的人生。

　　自古以来，中华经典诵读就一直发挥着以美润心、以文塑人的重要作用，既可以通过诵读贯通起中华经典的传承与弘扬，也可以诵读促进中华经典的再创造。于今而言，诗歌背诵、朗读、讲解的活动和比赛仍然在制造新时代的经典。因此，诵读不是简单的口背心记，而是通过口耳之间的传诵实现与经典之间的互动。每一次的诵读都是与经典的连接，我们将情感映射在经典作品中，与经典对话，在更深层次中融通形美、意美与思美，将字句理解变成整体认识，将内容理解转化为文化理解，从而逐步达到认同，在无形间实现了中华经典诵读的融通与认同的双重效应。